“国家的命运就是这样，关键的几步不能走错，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情况太多了。”
“中国可以做很多，但它需要一些时间。”
“俄罗斯是革命者，推翻这个秩序；中国是改革者，要改革这个秩序。”
今年2月在塞尔维亚举行了一系列国际对话，在这场国际对话中，我们向全世界阐述中国视野下的世界，同时也向世界介绍中国理念。在东方卫视5月12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王震，共同探讨中东欧国家面临的现状，以及中塞关系的前景。
张维为：
今年2月上旬，应塞尔维亚前外长武克·耶雷米奇的邀请，我们访问了中国在欧洲的铁杆朋友塞尔维亚，会见了不少政要，包括外交部长，也与多家智库进行了深入交流，还与当地的政界、知识界、媒体界等进行了广泛的对话。
我们这次访问的一个高潮是2月5日晚，东道主选择在贝尔格莱德一家装饰华丽典雅的俱乐部，为我们举行了一场主题为“蛇年：冲突还是和谐”的高端对话会。这场活动吸引了近200位嘉宾出席，包括塞尔维亚前总理、外交部国务秘书等政要，也包括知识界、媒体界的许多资深人士，还有多国家驻塞尔维亚的大使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等。
我们的对话持续了两个小时，耶雷米奇前外长说：“如您4年前所预测的，特朗普果真卷土重来，世界历史也因此而进入了一个新的特殊时期，整个国际秩序都遭遇严峻挑战。如果我们比较中俄美三个大国，可以说俄罗斯从未真正地融入这个秩序，中国已经很好地融入了这个秩序，而美国正在退出这个秩序。我想问一下，中国今天是怎么看这一切的？”
我说：“我认为俄罗斯是革命者，它通过一场颇有争议的特别军事行动，要推翻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单极秩序；中国是改革者，主要是趋利避害，既利用这个秩序的合理的一面，也力求改革这个秩序不合理的一面。而革命者与改革者的目标都是向前看，希望能够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多极世界秩序。”
我提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曾对我们说过一番话，他很佩服中国人能够在对手的地盘上干翻对手，他举了WTO的例子，说这是美国人创建的，而今天美国人自己想要退出WTO。至于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对这个秩序也不感兴趣了，他认为这个秩序导致美国负担过重，导致美国经济空心化，所以他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正在抛弃这个秩序。但他的眼光是向后看，要重回二战前的单边主义以及重商主义的时代。
换而言之，现在革命的力量、改革的力量、抛弃的力量，三者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客观上加速了多极世界的到来。但对如何建立多极世界秩序，还没有形成共识，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和俄国之间应该说对此有基本共识，但中俄与美国之间没有。
张维为教授与耶雷米奇教授对话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耶雷米奇问我：“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中国准备如何应付特朗普带给中国的挑战，特别是贸易战与科技战，你们是准备以牙还牙还是怎么样？”我说：“正因为我们4年前就预测到特朗普大概率会卷土重来，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现在不只是以牙还牙，而是惩罚性地反击。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商品增加关税，我们就宣布对美国商品加征同等比例的关税。”
耶雷米奇说：“中国人是以深思熟虑著称的。”今年这个蛇年会有什么样的特点？我说：“蛇的象征意义包括智慧和韧性，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展现出了智慧和韧性。比方说DeepSeek，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看看美国从硅谷到股市，都表现出极度的焦虑不安，仿佛从蛇年的1月份开始，什么都变了。有些人说中美已经攻守易形。我们很久以前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大于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这也是我们判断美国必将输掉对华贸易战关税战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行事风格与美国截然不同，美国人喜欢展示PPT，宣称他们将推出某些最新最好的技术和武器，而我们是直接干起来，等到成功后再做一个简单的发布，甚至不做发布。但当中国今天已经拥有了像DeepSeek、比亚迪新能源车、第六代战机、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等等这些美国还没有的高科技产品时，这意味着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我还补充说，我们公开谈论某项中国技术突破的时候，这一般也意味着我们很多的成果已经在路上了，英文叫做in the pipeline。”
主持人问我：“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些成就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我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成功了。我们从苏联和南斯拉夫学习了很多东西，包括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我们后来目睹了南斯拉夫的解体，感到十分痛心，但我们没有气馁，我们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直至成功。”
这次访问中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对话，《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巴尔干地区的主编斯马伊洛维奇女士对我做了一个深度专访，聊了不少我1986年访问南斯拉夫的经历。当时我陪一位中国领导人访问南斯拉夫，我们当时被震撼了，我们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国家看到五星级酒店、超级商厦、十分宽敞的居民住宅、轿车进入寻常百姓家，我们当时在想哪一天中国也能变得这么发达。
当然随着我们在南斯拉夫访问的深入，我们了解到南斯拉夫已经陷入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铁托总统是1980年5月4日去世的，去世之后，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实行了国家元首集体轮流的做法，这没有办法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结果是6个共和国各自为政。更严重的是，当时南斯拉夫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普遍被西方话语洗脑，天真地认为只要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南斯拉夫面临的所有危机就能迎刃而解。结果是内战爆发，国家解体。
听我讲述这段经历，斯马伊洛维奇女士的眼泪几乎落了下来，她说：“你知道我们塞尔维亚人回想起这一切是多么悲伤吗？”我表示充分理解，我自己2006年实地走访过解体后的前南斯拉夫所有共和国，感触万千。我当时写了这么一段话：“一个国家的命运就是这样，关键的几步不能走错，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情况太多了。”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主持人随后又问了一个问题：“塞尔维亚这样的小国，夹在大国之间，如何行事比较好？”我说：“从文明型国家视角来看，塞尔维亚与乌克兰一样，处于不同文明的交界地带，所以塞尔维亚选择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我说这是十分明智的。而像乌克兰这样选择成为不同文明对抗的堡垒，这是大错特错的。所以我理解和支持塞尔维亚提出的叫做‘四大支柱’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同时与中国、俄罗斯、美国、欧盟都交朋友。但我说我愿意与您分享一点中国智慧，也是邓小平的一句名言：‘和大家都交朋友，但要做到心中有数。’”
她承认这是一种智慧。接着又问我：“你提到的心中有数，心，我就必须问一个似乎关系到每个中国人内心的问题，那就是台湾问题。中国人从来都是以战略耐心而闻名的，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人的耐心现在看来似乎逐步走向终结了，是这样吗？”我说：“新中国是1949年成立的，我们已经耐心等待了75年多的时间了，现在统一条件正日趋成熟。从军事角度来看，统一已经触手可及。我们当然希望和平统一，但我们也明确告诉美国人，希望你们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含义就是如果你们不支持我们和平统一，那我们就以其他手段实现统一。它可以是和平的，可以是非和平的，可以是两者之间的，但统一的目标必须实现。”
主持人问我：“如果美国进行军事干预呢？”我说：“我们反复告诫美国，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我们是非常认真的。我说中国有给人面子的文化，我们对美国表示应有的尊重，称其为超级大国，称其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如果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美国真的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我希望这种冲突永远不要发生。但如果发生的话，我的预测是国际社会第二天就会发现美国不再是超级大国，所以希望美国好自为之。”
塞尔维亚最大的报纸《政治报》主编也对我做了一个专访，他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习近平主席去年访问塞尔维亚的时候，曾在《政治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其中提到中国和塞尔维亚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始终心手相连，在上世纪反法西斯战争的浴火岁月和国家建设时期，两国人民培育了跨越时空的深厚的友好感情。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塞尔维亚是一个巴尔干小国，中国领导人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述中塞关系，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政治报》头版刊发张维为教授专访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我说：“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外交原则。同时中国人有很强的历史感，我们从不忘记老朋友。我们两国人民在二战期间浴血奋战，共同抗击法西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时至今日，铁托的名字，南斯拉夫电影《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即使中国年轻一代也都耳熟能详，《啊，朋友再见》的歌声至今还使无数中国人泪目。今年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让我们就用这首经久不衰的反法西斯歌曲来结束我今天的演讲吧。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啊，朋友再见吧，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侵略者闯进我家乡。啊，游击队啊，快带我走吧，我实在不能再忍受。啊，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一定把我来埋葬，请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圆桌沙龙】
何婕：我记得在之前有一期关注乌克兰的话题当中，我问过张老师一个问题：“像乌克兰这样的小体量国家，它应该在世界上怎么样找到自己的位置？”张老师刚才演讲中说了，不要去做文明冲突的桥头堡，要做文明交融的桥梁。那我想问第二个问题，当它想要做桥梁的时候，会受到来自于西方世界、其他阵营的伙伴，给它什么样的压力？
张维为：应该说塞尔维亚遇到巨大的压力，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正赶上它们发生“颜色革命”，最大规模的游行，30多万人上街。我们是先到法国，在巴黎开会，当时就看到这个报道了。作为研究政治者我有一种直觉，这个时候最应该去，更何况塞尔维亚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应该去对他们表示理解和支持。
到那以后，看到游行规模还是蛮大的，但是我观察这些示威游行的人，并没有面带愤怒，看起来好像很轻松。我们调研下来，至少到2月份的时候，政权是稳定的。但处理这个危机的时候，有些措施不够妥当、不够及时，所以造成示威游行扩大。我们到了之后，我跟他们一些官员聊了一次，我说一个国家的成长总要经历过这些，英文叫ups and downs，也就是跌宕起伏，一个民族就是这样逐步逐步成熟起来的。
何婕：当一个国家有清醒的头脑、理性的认知，它想要做文明交融的桥梁时，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外部会持续不断地给它种种压力，因为很多势力不想让它这么做。
王震：其实不仅是塞尔维亚，还有其他很多小的国家，因为最理性的或者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在各大国之间玩平衡，我们称之为“小国撬动大国”，但实际上这样做是非常困难的。
塞尔维亚在这方面有它成功的地方，也有不太成功的地方，这是由特殊的环境来决定的。历史上，塞尔维亚跟俄罗斯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历史的、文化的、种族的等各方面原因。但另一方面，同时它跟其它中欧和西欧国家是相邻的，它又希望获得西欧大国的支持。现在我们看到，虽然冷战结束了，但美国跟前苏联遗留下来的俄罗斯的关系并没有改善，特别是俄乌冲突后，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也恶化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想要再去撬动这样的关系，就有很大的阻力。
何婕：这场国际对话系发生在塞尔维亚的意义，就在于这个国家还是有它的特殊性，我们可以借此来观察它的成长。
张维为：还在于它被北约国家包围。我们在那里有一个铁杆朋友，北约和西方非常不高兴，我们非常高兴，特别是我们为塞尔维亚提供了红旗-22防空系统，这是不得了的，如果当初它们有这样的导弹防控系统，就不会发生北约空袭事件。它是一个系统，包括24小时的监视监测。
何婕：年轻的朋友不一定知道很多历史细节，张老师，如果想向年轻的朋友介绍塞尔维亚这个国家，您会从哪个角度让大家对它有多一点的认知，而且能迅速把握这个国家？
张维为：年轻人对过去社会主义阵营这段历史特别感兴趣，从B站看得出来，无论是谈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铁托、苏南关系、中苏关系，这里的知识点特别多，感兴趣的观众特别多。南斯拉夫也好，塞尔维亚也好，俄罗斯也好，都有很流行nostalgia怀旧风。你到莫斯科你去看，很多餐厅的装修都用苏联风格，导游给你讲苏联的故事，历史在某个时间人们就会怀旧，中国和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大家过去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五年规划、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列宁主义这些概念大家都耳熟能详，还有我们跟南斯拉夫也的军事合作特别多。
王震：对，2023年的时候，我们社科院有一个代表团到那边去访问，去巴尔干国家走了一趟，在黑山、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当地人对中国人非常友好。
黑山原来是南联盟的一部分，我们到了黑山以后，当时在路上有同志要去洗手间，我们就停下来，那是在一个深谷里边，有一个孤零零的房间，我们走进去后，女主人不会讲英语，于是就叫她女儿下来和我们讲话，然后我们就用她家里的洗手间，等到我们要走的时候，女主人自家院子里种了很多花，就采了一束花送给我们，她只知道我们是中国来的，也不认识，但对中国非常友好。
张维为：我在解体之前去过，是在1986年，当时叫南斯拉夫；解体之后，纯粹是学术和政治兴趣，我说看看6个共和国到底怎么样，科索沃我也去了，真是感叹万千。我记得我们当时访问斯洛文尼亚，这南斯拉夫最富裕的共和国；见到旅馆的服务员，因为比较熟悉，几天都在一起，我们就问他：“你是哪个共和国的人？”这就等于你是哪里人，哪个省的人。他说：“我是南斯拉夫人。”
何婕：那个时候认同感还在。
张维为：当时南共的教育还在，但是这一切后来证明敌不过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力量，政客们一喊黑山属于黑山人民、科索沃属于科索沃人民，然后搞选票选举，整个国家就瓦解了。想到这些，真的是挺难过的。
何婕：这段历史对很多人来说，应该也是不堪回首。
张维为：二战后欧洲最惨烈的战争就发生在这个地区。
何婕：现在这些原南斯拉夫成员国能逐渐走到自己的道路上，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方向，也是很不容易，毕竟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历史动荡。您在跟他们当地政坛、媒体这么多系列对话里面，他们也关注全球视野，包括说到当下的世界秩序，美国人想要退出的世界秩序，它们怎么来理解这个世界秩序？
张维为：这个倒是与大家有共识，我们节目中讲过多次，尽管乌克兰战争有很大的争议，但是普京讲的，我们要推翻旧秩序，推翻美国主导的这个单级霸权秩序，他的这个口号大家普遍都理解，甚至支持。
所以我们当时说过这个话，俄罗斯被西方给孤立了，但西方被非西方世界给孤立了。这是真的，俄罗斯是革命者，推翻这个秩序，中国是改革者，要改革这个秩序。
王震：现在我们身处其中的国际秩序是二战之后成立的，二战后主要是美国和苏联两个世界大国，它们确定了整个战后的国际秩序，但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GDP占全球的比例是40%左右，现在已经不到30%，大概是24%、25%左右，也就是1/4。
那么中国的话，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的GDP只有几百亿美元，但现在我们GDP已达到将近18万亿美元，占全球16%、17%左右，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你想现在的中国跟现在的美国在全球的比重跟过去能一样吗？当然不一样。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非西方国家，像印度、土耳其、巴西等等，我们称之为非西方国家的整体性崛起。原来是西方国家说了算，美国和苏联说了算；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已经没有太大的话语权，于是就变成美国跟它的盟友，像日本和欧洲；现在非西方国家整体崛起之后，就不能按照原来的说法来算了。所以G7扩大到G20，现在G20其实也不能反映问题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格局、国际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原来的秩序一定要做很大的调整，如果不能在当前的机制里面增加它的话语权，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国际秩序面临巨大变革的压力，反之美国觉得原来的权力没法维持下去了，它要想办法不择手段地维持在原来体系里面的话语权，但它的力量跟它的这个地位不能匹配，那么矛盾和问题就来了。
何婕：在欧洲的国家，在塞尔维亚，我们举行这些对话也是一种观点理念上的一种交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视野是怎样，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世界的，其实有时候也可以听听他们怎么看。他们有没有什么观点是让您觉得特别有启发？他们问的问题也很直接，比如我们特别想和中国发展关系，“一带一路”项目也特别好，但每当我们搞一个项目，就受到压力。
张维为：其中最头疼的压力就是美元支付系统，就是动不动美国就说你们威胁我，不能使用SWIFT（国际资金清算系统）。我们现在可以说你可以用我们的人民币结算，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人民币数字支付系统，但实际上还是有一些挑战，比方有些项目，它的使用只能用美元，或者是过去的安排，因为欧盟也给它一些援助，美国也给它援助，过去的一些历史形成的，不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西方有一整套干涉内政的方法，从非政府组织开始一整套的安排，包括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果让它提供援助一定是有很多条件的，包括政治条件，你要摆脱这些不太容易的，
何婕：制度也好，格局也好，所有的配套工具，包括这个系统平台也好，它已经生成了，你要从这里头跳出来，完全建立一套新的体系，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王震：中国可以做很多，但需要一些时间。比如去看二十大报告的话，对形势的判断其实很不一样了，已经不再提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明确提出世界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这也是我们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应对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是一个虚的概念，而是有具体步骤的，比如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要实现新型的全球化，要和平发展，要维护多边主义，都是有具体的指向的。
比如《全球安全倡议》，一共列出二十点，这里面既有全球性问题，也有地区性问题，还有十几个是专题性问题，比如海上安全、生物安全、能源安全、信息安全等等，是有具体的针对性的思路在里边的。我们一方面向世界表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自己思考的，愿意贡献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方案，我们不是说说而已。
一辆列车运行在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贝诺段横跨萨瓦河的大桥上。人民日报
何婕：您刚刚说到塞尔维亚也想减少美元支付，之前中国跟巴西、中国跟阿根廷，在相当多的物品上实现了人民币结算，而且用人民币结算还可以消除它们身上背负的巨额美元债务，这就是非常聪明的做法，也是很扎实的做法。
张维为：比如在拉美，现在中国跟它们的经贸关系超过它们跟美国的经贸关系，美国非常紧张，但又没有实力来做这些项目，比方我们做钱凯港等等项目，他们想都不敢想，但这么大的基础设施投资，我们做成了。
当然塞尔维亚情况复杂一点，自从黑山独立之后，它没有出海口，没有海港，它就变成内陆国家了，所以被北约国家围着，
何婕：所以它要匈塞铁路。
张维为：一个是修铁路，一个就是它必须和周边小国搞好关系，因为它通过黑山才能把一些东西通过海运运出去。好在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也很好，
何婕：所以跟中国很好的合作，可以帮助像这样一个地缘政治历史关联都很复杂的国家，走出一条独立发展的路。观察塞尔维亚，是一个很特别的案例。
张维为：现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拓展，塞尔维亚是一个支点，特别是中东欧国家，塞尔维亚非常重要，我们在那里进行的投资项目，无论是铁路、高速公路、铜矿——我们在那里有很大的铜矿开采，还有其它项目，总体标准挺高的，比如铜矿的环保标准超过了欧盟的标准，给欧盟起了示范作用，让人家看和中国合作可以做到这么好。
【观众提问】
观众1：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梁宇贺，我的问题是：塞尔维亚与北约国家匈牙利将签署国防合作协议，这是否说明北约后院被撕开一道口子，是否意味着美国对欧洲以及北约的控制力正在下降？谢谢。
张维为：对，这个防务协议实际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2024年的时候已经签了，所以证明它们是很成熟的关系，包括国防、武器一类的合作，包括演习的合作，包括其它这种方面的合作。
你看出来就这两个民族历史上也是这样，当初南斯拉夫跟苏联、跟斯大林都闹矛盾，这个民族有斗争精神，我们比较喜欢，当年邓小平也讲过，苏联不敢打南斯拉夫，印度不敢打尼泊尔，我们老一辈革命家就是看一个民族，很大程度上就看你有没有斗争精神。
当地时间4月1日，塞尔维亚与匈牙利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大厦签署国防合作协议，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仪式。央视新闻
王震：有一个背景给大家讲一下，3月份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和科索沃签了一个三方防务协议。大家知道，因为经历过科索沃战争，后来科索沃自己宣布独立，有些国家承认，但还有很多国家是不承认的，塞尔维亚是坚决不承认的，它认为科索沃还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
现在科索沃跟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签署这样一个协议，对塞尔维亚来讲有很大压力，所以必须要做出反制。那么反制的办法就是跟匈牙利寻求一些合作，其实主要目的还是应对科索沃问题。因为塞尔维亚现在不是北约成员，即便是北约的成员，本身也有一定自主权来选择自己的防务合作，匈塞这个协议不是结盟，就是一个防务合作，只是说防务合作可能大家觉得比较敏感而已，或者程度比较高了点而已，但远远没有到可以结盟的程度。
观众2：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胡高康，是一名律师。我国对塞尔维亚在基础建设、能源、医疗等多方面开展了援助，我想请问两位老师，我国为什么会帮助这样一个东欧小国？谢谢。
张维为：实际上我觉得中国外交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它是算大账的，我们给人家提供帮助，人家事实上也帮助我们，你只要眼光稍微长远一点点，你就知道了。一带一路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影响非常长远。你可以相信我们做外交的也好，做经贸援助项目的也好，都是智商不低的人。
王震：我一般不太用“帮助”一说，国际关系中不太用“帮助”这个词，因为国际关系的本质上是一种互惠，就是说没有非常无私的，你如果纯粹用道德来评判可能会把问题简单化，而且很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在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共赢、互利的合作。为什么中国愿意跟塞尔维亚开展合作，或者为什么塞尔维亚愿意跟中国开展合作，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历史纽带，我们刚才聊到双方民众之间其实都有很强的好感，另一个就是塞尔维亚相对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投资没什么限制，因为它冷战后经历过两场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百废待兴，中国有投资过去，它们是很欢迎的，没那么多限制。对中国企业来讲，特别是企业想要走出去、要找市场的话，就是很好的地方，因为企业最怕风险、最怕不确定因素，所以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和政策双重驱动的因素在里边。
另外从刚才张老师谈的国家战略层面，我们算大账来讲，巴尔干半岛是俄罗斯连接中欧和西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通过这个地方进入西欧比较容易，不管是在物流层面还是战略层面，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桥头堡。
所以，这是一种基于双方的共同需求来开展的合作，可能不是简单的谁帮助谁的问题，是大家在一块共赢互利的合作。
张维为：你仔细看我们“一带一路”的文件，里边很多概念非常新，这个是支点国家、这个是什么国家，并不是平均用力的，支点国家就是相对各个条件和基础都是比较好的，这对中东欧来说，它是一个示范，是一个窗口，人家看你们怎么做得出这么好的铁路，一个个项目可以做得这么好，人家就打开了视野，增加了互利合作的可能性。
观众3：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的问题是：中欧关系受美国影响，小国需要选边站，而塞尔维亚作为欧盟的候选国，却在深化和中国的合作，这是否会引起欧洲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进而比较积极地转向中国？谢谢。
王震：去年跟伊朗外交部下面一个智库的专家聊，他们当时问了一个问题，说中国有没有可能在伊朗搞一些项目，像巴基斯坦的中巴经济走廊这样的旗舰项目，他们也知道只有中国的投资可以搞旗舰项目，搞了旗舰项目就可以带动整个的经济发展，所以都有这样的一个诉求。
这其实就是我们和巴基斯坦的合作引起了其他国家的羡慕或仰慕，希望我们到那边去投资。我想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合作肯定也有这样的示范的效应在。
张维为：我再补充一句，因为前南斯拉夫解体之后，这些共和国独立后都是小国，它们更加缺少独立性。但是我同意这个观点，如果你塞尔维亚项目做好了，它们看和中国合作的好处至少不亚于与欧盟的合作，至少不亚于与美国的合作。中国人做事情眼光比较长远，很多东西都是慢慢发挥作用的，我们叫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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